叶圣陶年近半百，第一次做了爷爷。

 
　　叶圣陶动身去桂林前，1942年4月19日下午二时，大儿媳夏满子生下一个男孩。至善回来报告，说媳妇虽是初产，尚不困难，叶圣陶“闻之大慰”，他早已给这个大孙子起好了名字：“三午”。来由是他自己生于甲午，叶至善生于戊午，而1942年正是壬午，两代父子相差各二十四岁；又按阳历，至善生于4月20日，而三午生于4月19日，生日仅差一天。婴儿出生后两天，叶圣陶驱车去保婴院探望，见“婴儿颇秀美，浓发盖顶，五官端正，小手伸动”，心中高兴极了。墨林则按当地风俗忙着买来鸡蛋，染成红色，分送邻居朋友。 

　　这一年，叶家三个子女开始跟着父亲学写作了。 

　　当时，叶圣陶正主编《国文杂志》月刊，这是个帮助中学生学习语文的刊物，需要登载一些中学生写的东西。叶圣陶当时已离开武汉大学，也不在中学教语文，中学生写的东西从哪里来呢？于是他就发动家中的三个孩子给《国文杂志》写文章。最初是女儿至美写了一篇，叶圣陶看了很高兴，认为就当时高中学生的程度来说，算得上是篇好作文，只要稍稍修改一下，登在《国文杂志》上一点也不坍台。于是，墨林就怂恿三官也写出一篇初中程度的好作文来。 

　　对于写作，三官自小就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他还记得幼时看父亲写作时的情景： 

　　“父亲坐在我那张大书桌前，手里握着一支大号派克自来水笔，橘红色的笔杆镶着乌黑一道边，看上去沉甸甸的。明亮的光线从窗口射进里屋，书桌上摊着带格子的稿纸……“我推门进去，只见父亲侧着头，眼睛正好对着我推开的那扇门……他准是看到我了，他会怎么样呢？我想。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他仍旧侧着头，眼睛望着我推开的那扇门，不说话，也不动，好像并没有看到我，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这是怎么回事？ 

　　“‘不要去，不要去，爹爹在写文章呢！’母亲着急地低声把我喊了中去，随手带上被我推开的那扇门。 

　　“写文章！…… 

　　“写文章？…… 

　　“写文章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这样：有点神秘，有点神圣。” 

　　这段话，生动地写出了作家的孩子所受到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三官后来发现，父亲的小说里有许多就是写的自己、哥哥、姐姐、母亲，写的他们经历过的事情。在学校里他不怕作文，尤其不怕自由命题的作文，他学父亲写自己最熟悉的事，很少为找不到话说苦思冥想。这一次，姐姐获得的成功强烈地鼓动和引诱着他，他勇气百倍地开始写了。 

　　三官最熟悉的事是集邮。从小学五年级起，到那时他已有四年的集邮史了，收集到的古今中外各种邮票已有一千几百张。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来说，这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经过多少钻头觅缝地寻找，费嘴劳神地索讨，掂斤播两地交换，这中间有欢乐也有苦恼，有梦想也有失望，既有丰富的知识，更有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就写了一篇《集邮》。叶圣陶很赞成三官自己选定的这个题目，他将小儿子的作文逐字逐句进行修改后，连同“叶至诚”的名字一起登上了《国文杂志》。看到自己写的东西居然上了杂志，给了至诚莫大的鼓舞，他感到自信，甚至有点骄傲。 

　　弟弟妹妹的成功感染了至善，他也写了起来。从此这个一篇，那个一篇，三兄妹不断有文章交到父亲手里，由他选择和修改。这些文章绝大多数是散文，记叙的、抒情的、议论的、随笔、速写，各种体裁都有，全都是自由命题，从他们各自熟悉的生活里取材。至美和至诚多写抗战期间后方学校的生活，像至美的《我是女生》《课余散记》，至诚的《班图书馆》《宣传》；后来视野逐渐扩大，写的生活面也广了，至美写了《江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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