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庭与社会是中国古代文化表演的舞台，对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给予了强烈的影响。从中国传统家庭与社会的视角，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特殊性格。
　　一， 中国传统家庭的特征
　　中国古代的家庭制度和家庭组织在历史上曾发生过种种变异，但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家长制家庭和夫权制婚姻制度则一直是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基础，它成为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极其稳定的因素并延续数千年之久。
　　中国古代有“家”与“族”的区别。所谓“家”，指夫妇共同生活所组成的人群最小单位。所谓“族”，是放大了的“家”，指以夫妇组织的家庭为基础的血缘姻亲关系网，有“三族”“九族”等说法。班固《白虎通》：“九族谓：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谓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适人有子为二族也；身女昆弟适人有子为三族也；身女子适人有子为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妻族二者，妻之父为一族；其之母为二族。”中国人亲属间称谓区分的细密，均由以上九族之关系而来，这在西方民族的语言中是很难准确表达的。这正是中国人特别重视血缘关系的表现。
在“家”与“族”之外，还有所谓“宗”。《白虎通》：“宗名何？宗有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宗”是同族之主，是同姓之内的祖先的代表，以其有功或有德于同姓，后代的人就尊其为“祖”或“宗”。“族”是总称凡与血缘有关的人，强调的是亲疏关系；“宗”是同族中奉一人为主，其余的人都必须遵从，强调的是主从关系。这种区别主从关系的“宗”，世代相传，有一定法则，即所谓“宗法”。
　　中国的宗法制度早在氏族社会就已初步形成。由于我国氏族社会的解体完成得不够充分，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观念大量遗存下来。经过后来的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加工改造，使这种建立在父权家长制基础上的宗法关系越来越缜密，以至由家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格。
　　中国传统家庭的宗法性决定了它的基本特征：
　　1， 父系传承和父权统制
　　父亲在家庭中“君临一切”，掌握着治家的权力。对于子女如对待财产一样，认为是其所有物，必须接受父亲的支配，不承认子女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的经济地位。家庭中所崇拜的祖先，由父系上推，在父系传承的原则下，女婿和出嫁的女儿被看作是“外家人”而遭到家庭承传系统的绝对排斥。这一方面反映了宗法制度下的家庭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反映了家庭制度中的等级观念。家庭中只有嫡长子才有继承权，中国历代皇帝的继位都是根据“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进行，这正是中国家庭制度中血缘关系和等级观念的放大。
　　2， 夫权至上和两性疏远
　　中国从汉代起，由于礼教的加强，特别是到宋代理学的兴起，在家庭中妇女的地位完全丧失了独立性。《礼记·丧服》：“传曰：夫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白虎通义．嫁娶》：“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妇者服也，服以家事，事人者也。”“在家从父”是受父权的统治；“既嫁从夫”是受夫权的统治。在这种家庭规范中，妇女只能充当“生孩子的工具”。家庭生活中：﹝1﹞妇女完全没有个人地位。﹝2﹞片面要求妻子贞操。﹝3﹞缺少爱情生活而产生夫妻间的隔阂和两性疏远。
　　3，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
　　中国文化中对“淫”最为禁忌，而对“孝”最为崇尚。究其原因，实是宗法制家庭必然重视的两个极端。中国传统婚姻的主要目的和功能是延续家族血统，两性间的淫乱是破坏家族血统纯正的最大祸根。孝道在中国家庭、伦理、社会、政治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中居于主要地位。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是以孝为家庭的核心，经由婚姻以生育子女，绵延血统，包括延续父母在内的祖宗生命。《孝经》：“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忠君又是孝父的扩大，孝又具有了政治功能。家与国相通，君与父相代，故中国有长期的以忠孝治天下的传统。
　　4， 重男轻女
　　由于传统家庭的父系传承和父权统制，家庭中所崇拜的祖先乃由父系上推，没有儿子，就意味着家谱传递的终端和祭祀的断绝，故无子被视为最大的不孝，往往被讥笑和嘲讽，称之为“绝户”。再加之农业生产之艰难，男子是主要的劳动力。因此，重男轻女的观念十分浓厚。由此产生的“养儿防老”、“有子万事足”等传统观念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中。
　　5， 重视宗族关系
　　中国一直有大家庭的传统，尤其在上层社会，五世（祖父母、父母、己身、子、孙）以内，往往累世同居，形成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一般平民之家亦多三世（父母、子女、己身）同堂。由家庭扩大到家庭成员的宗族关系，往往波及“九族”，形成对宗族关系极为重视的传统观念。由“孝”扩及“天、地、君、亲、师”；由家庭扩即家族，再至宗族，形成一个亲戚、族人、同乡、师长、朋友等密切的关系网，构成中国封建时代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
　　二，中国传统社会及其特征
　　中国传统社会的的阶层可分为四大层系：第一为超社会层系；第二为社会上层层系；第三为社会中层层系；第四为社会下层层系。中国传统社会以皇帝、皇族为中心，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形成超社会层系。中国传统政治是一家一姓的专制统治，取得政权靠诉诸武力。这一超社会层系始终与人民大众向隔离。社会上层层系以官僚系统为核心。官僚系统对上向皇帝负责，对下操纵整个社会，庞大细密。它与乡绅、地主有着密切的关系，互相勾结，控制和欺压百姓。
　　社会中层层系以乡绅、地主为主。未入仕的知识分子往往与这一层系有密切联系，因为一般农民生活艰辛，没有财力支持子弟读书，而乡绅、地主财力有余，其子弟读书入仕的机会多，具备较多的上升流动的条件，成为社会上层层系的主要后备力量。但也有一部分因坐罪、破产或其他原因，脱离中层层系而向下流动，其知识分子往往因此而较多地接触下层民众，反映到文化上，则可以表现较多的人民性。
　　农民是社会下层层系的主体，其中包括工、商及由其子弟所构成的广大兵卒层次。农民阶层是中国社会的汪洋大海。农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便是农业劳动力——农民的“安居乐业”，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安居乐业”的格局便遭到破坏，于是“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于是农民阶层便有向下流动的可能，或为流民，或为盗匪，或为挺而走险的野心家。
　　上述中国阶层体制，历时两千余年没有本质上的变化，直到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鸦片战争）为止。这是因为中国社会阶层体制的核心——家族制度长期保持不变的结果。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质是家族本位。在家族关系中，又以父子关系为核心，衍生出君臣、夫妇、师生、官吏与百姓等关系。而中国传统的父子关系，又是一种权威与服从的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
　　第一，自然经济型。单一的自然农业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自始至终是以种粮食为主的单一农业经济结构，它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严重阻碍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同时形成一种强烈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作为社会主要人口的农民世世代代被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他们的生产方式，是以分散的、个体的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把衣食的生产紧密的结合于家庭内部。因此家庭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主要的基层单位，它是文化传递与社会安定的基石。
　　第二，宗法维持型。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宗法关系的主要内容是：1，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宗法伦理关系，其中包括家族中的亲疏关系、长幼尊卑关系等；2，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其中包括佃农与地主的关系、雇工与雇主的关系、奴仆与主人的关系等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法伦理关系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往往是紧密结合的，如君与臣、父与子、官吏与百姓等都是以宗法伦理关系为准则，贯彻上下、尊卑、贵贱、长幼的伦次，双方既是主奴贵贱的等级关系，有时长幼尊卑的宗法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往往得力于这种关系的维持。
　　第三，教化控制型。对社会的控制，西方中世纪靠宗教，近现代考法律。中国传统社会靠的是名教教化。名教的核心是等级名分，名分的差异代表地位的差异。名分高，就能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名分的高低一是由官阶，二是由年纪，三是由功名。这种对身份的重视，在传统社会中起到教化式的控制效能。与名教相关的是礼教。礼教控制的目的是要达到自我控制，经由自我控制，可以引导生活去适应传统的文化模式和王权的社会统治。
　　第四，传统指导型。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两种价值取向：一是崇古主义，二是权威主义。人的行为受制于传统，祖宗传下来的规范、习俗和教训具有长期的持续性，教育的主要功能是教人服从权威。而在中国家长制的社会里，最直接的权威便是父亲，它受到“孝”这一中国伦理观念的强有力的支持，是权威的权力达到高峰。有父亲的权威再转至君主的权威，便造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主义性格。
　　第五，官绅转化型。在一个长期保持稳定的社会里，其上层与下层的转化是相当困难的。只有处于中层的乡绅地主集团，包括他们的读书子弟，才具有这种转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