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之一，另一个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是忠。几千年来，把忠孝视为天性，甚至作为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忠孝是圣人提出的，却不是圣人想出来的。它是中国古代长期社会实践的历史产物。 　
      从秦汉开始，中国就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大国，建成它并维护它要有两条保证。第一条，要保持对广土众民的大国高度集权的有效统治；第二条，要使生活在最基层的个体农民，安居乐业，从事生产。高度集中的政权与极端分散的农民双方要互相配合，减少对立，在统一的国家协调下，才能从事大规模跨地区的工程建设、文化建设，防止内战，抵御外患，救灾防灾。个体农民从中受到实惠，则天下太平。 　
      农业生产是中国古代社会根据自然环境的合理选择。家庭是中国古代一家一户的基层生产组织，从而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小农生产的家庭对国家有纳税的义务，国家有保护小农的责任。 　
      “国”与“家”的关系协调得好，则天下治，反之则乱。保证实现国家、君主有效统治的最高原则是“忠”；巩固基层社会秩序，增加乡党邻里和睦，父子孝慈的最高原则是“孝”。相传古代圣王多是造福氏族的领袖。国家组织被看作氏族组织的扩大。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细胞是家庭，因而，忠孝二者相较，孝比忠更基本。 　
      《十三经》中的《孝经》把孝当作天经地义的最高准则。后来北宋的张载作《西铭》，在《孝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融忠、孝为一体，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把伦理学、政治学、心性论、本体论组成一个完整的孝的思想体系。这种高度抽象概括意义的孝，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民族价值观的共识，几千年来起了积极作用，功不可没。 　
      “五四”以来，有些学者没有历史地对待孝这一社会现象和行为，出于反对封建思想的目的，把孝说成罪恶之源，是不对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实际。 　
      孝道是古代社会历史的产物，不能看作是古代圣人想出来专门限制家庭子女的桎梏，当然也不是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 　
      古代农业社会，政府重农，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安土重迁，所以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古代职业世袭，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训条。古人生活于家庭之内，子女对父母要“晨昏定省”。古代父母与子女不是平等的地位，片面义务，所以“天下无不是父母”。古代婚姻不考虑子女双方的感情因素，只凭父母之命即可组成婚配。 　
      进入现代社会，中国社会结构正在转型过程中。社会老龄化现象对孝道研究提出了新课题。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大量独生子女。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新型家庭一对夫妇要照顾双方的两对父母。传统观念规定的某些孝道行为规范，今天有孝心的子女难以照办。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无论父母或子女，家庭仍然起着安全港湾的作用。 　
      今天对孝道的理解和诠释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把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基地培育起来的、深入到千家万户的传统观念，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再认识。这一课题关系社会治乱，更关系到民族兴衰。只要群策群力，假以时日，深入研究，必有丰厚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