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表现，长久的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是构建于血缘关系上的一种特殊的情感。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其它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

    在西方，人们讲究独立，当子女成年后一般不和父母一起居住。但是在中国，养儿为防老的观念一直都存在。赡养年老的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也是晚辈对长辈缅怀感恩之情的一种自然的流露。

    “孝”深深的奠基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当中，无疑是中国人心中道德的最低标准。无怪乎很多品牌例如椰导鹿龟酒，养生堂龟鳖丸等在中国市场投放的广告都以“孝”为主题。

    在舒大刚《孔子的智慧》中一章提到“孝”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情感，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机制。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孝道具有根源性、原发性、综合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着特色之一。

    我们从孝的起源到孔子孝道思想的继承与开展，了解孔子如何去芜存菁，将殷商迷信的鬼神观人文化，知道慎终追远的意义；将周代表面的孝行内在化，真诚的孝、亲、爱，进而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这种天下一家的理想境界。这种境界并非不可能，而是需要每个人先放下心中的对待，真心的善待自己的父母，在这个过程中，包容人世间的荣辱得失、称讥毁誉、吉凶祸福，以平常心看待这些过程。因为我们知道烦恼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将我们这愤怒无明的心放下，祈求上天来替我们安排，以喜悦的心来面对每一个当下，那么我们的心自然可以达到无限的包容，可以化解人世间一切的不如意。

    孝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文化之源、社会之基的重要地位，这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孝道具有人民性与封建性、精华与糟粕、历史性和继承性的两重性，其历史作用也表现出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

    孝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就在于孝是中国文化精神（民族精神）——人文主义的思想渊源，当代社会文化应当努力实现功利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一。以孝为基础的中国人文主义传统是建构当代社会时代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对孝文化的传承要有批判和鉴别的吸收和摒弃。

    中国是个以“孝”为文化核心的社会，“孝”的观念规范着中国人的生命行为和政治方向。它虽然不是宗教，但是具有宗教的功能和价值，甚至超乎宗教 ，成为人生而为人的重要核心思想。最早的“孝”观念源自上古祭天祀祖的仪式 ，此时先民开始有“报本反始” 的观念。西周封建制度后，有了宗族制度，产生五伦观念：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因而“孝道”由此产生 。到了孔子，礼崩乐坏，孔子以“仁”重新赋予礼乐新生命，拨乱反正，将流于形式的孝行内省化、人性化，成为人自我实现的重要价值观。

    孝在当代社会，不再具有泛孝主义的地位，而只能重新回到其作为家庭伦理的地位上来，现代的新孝道具有人格平等性、义务并行互益性、注重感情性、强调自律性等特点，孝对处理当代家庭亲子关系，对社会、家庭解决养老问题，形成尊老风尚，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都具有积极的作用，甚至如果能发扬其衍生意义的积极内含，吸取其合理成分，那么对当代社会文明建设、发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兴中华均具有积极价值。孝的培养与实践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孝是形成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渊源，是形成和睦社会风尚、保持社会稳定的精神措施之一。孝是爱国心的根源和动力，孝是民族团结、兴旺发达的精神基础，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核心。

    至少我个人认为一个人不能没有“孝”，中国也不能没有“孝”文化。作为现代的人，更应该继承中国“孝”文化中的精华，并且让其更具有现代价值。

    建设和谐社会若干重点　　

    在实践上，建设和谐社会对于我们面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严峻挑战，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上，“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突破。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再到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深入认识的过程，体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以人为本和全面的发展倾向。

    在战略意义上，“和谐社会”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谐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现了国家的“软实力”。

    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主要应当考虑：第一，推进社会公平。建立一套全社会能够认同和接受的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准则，在这个准则下，各个群体和阶层能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第二，完善社会组织，让公民、公民性的社会组织以主体姿态，以自助、自治的方式组织起来，参与社会管理，参与社会矛盾的解决；国家通过公共和公共财政政策，支持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活动，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第三，集聚社会资本，培养责任、信任和诚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要提高社会资本的战略地位，充分认识到建设社会资本也是硬道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

    下一个阶段，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在于：

    第一，正确处理效益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收入分配以及社会现代化等等固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范畴，人的发展和人类福利才是目的。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公平与公正。发展要求消除限制以人为中心发展和实现公正与公平目标的所有障碍。

    第二，扩大就业应成为重中之重，据有关部门估算，在宏观经济运行三大指标中，2004年就业指标最不理想，城镇真实的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11.45%。因此宏观调控的重点应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创造就业岗位的内容不仅包括为城镇居民创造就业岗位，也应当包括农村劳动力安置。

    第三，缩小国内的不平等程度。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城镇居民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显著快于低收入组，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60%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

    第四，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从国际经验看，这种情况曾造成很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只有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城市化，才能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也才能最终实现我们所期望的城市化目标。否则不仅会使那些改变了农民身份的市民因为无业而陷入贫困，也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

    第五，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首先，我国目前的公共卫生建设相当薄弱，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抑制了居民的消费。其次，由于“空账”情况严重，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巨大风险，如果不进行调整，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将面临巨大风险。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全国的社会安全网是保证社会居民和谐相处的最基本条件。

    第六，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教育事业不在于是否产业化，而在于是否严格区分教育事业产业经营和教育事业的社会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