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在尊老敬老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伦理道德观念和基本的规范。《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大量言论。以致中国人之重孝道，几乎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特点。孝作为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经孔孟儒学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确实是深入民心，难以动摇。佛教传入中国，最后也不得不把“无夫无君”的教义改变为“忠孝”的说教；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也不得不改变“不能崇拜偶像”的诫条，允许信徒“祭祖”……

　　孔子在《孝经》中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夫孝，德之本也”。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人们应该身体力行的。可见孔子对孝道的看重与推崇。记载他仅有数千言的《孝经》，以孝为纲，历陈“五等之孝”，提出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个等级所应遵守的基本规范，成为两千多年来的文化经典之一。

    《论语·为政》里也记载了孔子的许多弟子向他问孝的事情。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对子游的发问，孔子说得极有道理。关于如何具体行孝，孔子在这里突出了一个“敬”字，很是精僻到位！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明确地提出在伺俸父母时，还要做得和颜悦色。他特别强调这个态度问题，主要是在于为人子女者的孝心是否根于诚笃，要求子女要确实出于敬爱之心，真心实意。

   《孔子家语·六本》篇里还记载着这样一个件事：曾子犯了小过，斩断了他父亲曾皙以吴国觅来的瓜种，曾皙一怒之下用锄柄将曾子打昏了。曾子苏醒后问父亲：“刚才我犯了过错，您老教训我，没累着您吧？”之后回房弹琴而歌，好让父亲听见，表示他挨打后没有不适，孔子知道后批评说：“一点小事，曾皙不该暴怒杖罚，而曾子也不该委身以待杖罚，如果万一为父打死，死得没有道理，人们就会指责曾皙的不义，这是大不孝！”这显然是对“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不攻之击。可见，古时把孝当成子女对父母百依百顺也是对孔孟观点的曲解。

    关于孝孔子还有一句名言：“父母唯其之忧。”这句话的意思是，为子女者要想想自己生病时，父母那种忧愁、担心的心情。言外之意，不言自明。这句话的深意还在于：为人子女者除了因病使父母担忧外，其他的一切都不要让父母操心，如安全、守法等,作到了这些也是孝。

    孔子的弟子曾子受孔子孝道思想的启示，由事亲之孝，扩展为五伦之孝，认为做人之道，除尊敬父母师长、供养侍奉外，还要洁身自爱，力争进取；上则尽忠报国，下则爱人以德。否则：“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儒家之孝，由父母之孝，演绎成五伦之孝，推家及国，以孝齐家，以孝治国，极力推广孝道的教化。

    自秦代后，历代朝廷也都注意从正面导向，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就是表彰孝子，让他们青史留名。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汉王朝就提倡“以孝治天下”，选拔官员也把“孝”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唐朝时，参加医学、算学、律学考试的人不用读五经，但《论语》、《孝经》却不能不读，类似现代大学的“公共课”；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孝经》也是《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儒家经典。到了宋代，我国的儒学伦理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其间宣扬的孝道有的偏离了儒家的基本原则，在历史上起到了较大的误导作用。到了清代的康熙、乾隆等也极力提倡孝道，他们经常举行“千叟宴”，颁诏“旌表百岁”，昭示其尊老敬贤的教化，推行其以少胜多的统治政策。我国历代的法令都有类似的规定，凡需赡养老人者，官府可以减免其徭役和赋税，有罪者可以减轻其刑罚；同时都把“不孝”定为十恶大罪之一，不肯抚养甚至辱骂殴打父母或祖父母者，都要被官府严厉处治，甚至处以绞刑和腰斩。

    由于受儒家伦理观念和统治阶级的影响,在我国古代的民间,关于孝道与崇老的文化和习俗,则有更为丰富的文字记载。就是说，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孝道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完全纳入了社会道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范畴,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已经发展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