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是中华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是我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老夫子于两千五百年前对“孝”的基本定义。大体是说，父亲在世时，儿子不能有独立行动的权利，因而只能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就要看一看他的行动了。其主要强调的是，“能长时间的遵照父亲生前的道德规范，而不改变，就可以称孝了。”
　　接着，孔老夫子还指出了“孝道”的基本内容是：“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等等。这些基本内容大体是说，侍奉父母时，发现父母有不对之处，只能惋言相劝，如果父母固执，也只能怀忧继续侍奉，不能有怨言；父母在世时，儿子不要进行长时间的远行；儿子不能不知道父母的年龄，一方面要为他们的长寿而高兴，同时又为他们的日益衰老而忧虑。这些是老夫子就我们父母在世时应如何尽孝，而对我们的谆谆教诲。甚至就我们父母过世后应如何尽孝，也作了明确的教导。
　　在随后的中华育人史中，孝道教育被重视到了极至。特别是在对“为人子”的启蒙教材中，更是随处可见。几千年来，“孝道”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成为我们中华人文教育的主要特色。其影响力遍及亚洲，波及世界。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竖起了一面永远鲜艳夺目的民族之帜。
　　“佛教”自东汉年间传入中国之后，很快就关注上了中华伦理道德的核心之一，——“孝道”。佛门中的大智慧们看到，这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很大程度上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孝”的观念，长期以来一直是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天然支柱，而佛教的全部思想，包括它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同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孝道思想大相径庭。因此，佛教要想牢固地扎根于中国社会，只能主动地融入本土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同孝道的相协调。所以，佛教传入不久，三国时期的僧人康僧会就率先将“尽孝”写入佛门戒律之中。在《六度集经》中，他把“慰孝悌，养孤独”当成了一条既定的纲领。并认为“布施一切圣贤，又不如孝事其亲”。此后不久的晋代西域僧人竺法护又译出了佛门孝道的根据—《孟兰盆经》。接着，唐于阗国三藏沙门宝叉难陀又译出了佛门最大的“孝”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经中的地藏王菩萨，以婆罗门女和光目女的身份，两度为堕入地狱的母亲“设供修福，志诚念佛，塑画佛像，布施如来”，在佛门中树立了至孝的光辉榜样。《孟兰盆经》和《地藏经》的译出，从教旨、教义，甚至从仪规上，为佛家讲“孝”立了依据，奠了根本。
　　在中华佛教两千年历史上，孝道一直是人们接引初机的重要方法之一。《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部大孝经也是无论哪宗哪派都必须研诵的。佛家讲的“上报四重恩”中，就强调“报父母恩”。清代的省庵大师在《劝发菩提心文》中，也将“念父母恩”列在仅次于“念佛重恩”之后，而成为众生发菩提心的第二因缘。当代的净宗泰斗净空老和尚也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孝道的重要性，并指出，地藏菩萨是佛门中最伟大的一位菩萨，弘扬地藏精神，其根本实质是与弘扬孝道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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