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五年(1899)敦煌藏经洞文物重现于世，专家们从敦煌遗书赫然发现各种体裁的佛教孝道文献，多为前所未见的唐五代抄本，弥足珍贵，极具研究价值。潘重规先生说：“等到敦煌石室开启，文献资料渐渐流布，我们才看清佛教徒提倡孝道的事实，他们力量之伟大，影响之深远，方法之周密，实在令人钦佩赞叹不能自己。”（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主办《华冈文科学报》第12期，1980年3月）。

    有关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一文及郑阿财博士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一书，探其内容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由于笔者多年来关注《观音经》在中国的流传与弘扬，故于敦煌遗书的《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发现许多造经者基于中国孝道思想为亲人抄写《观音经》。为此，本文拟从《观音经》抄经题记中探讨有关孝道思想的文献，一则说明抄写《观音经》也是佛教徒表达孝思的方式；其次说明敦煌《观音经》信仰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并与净土信仰结合，使观音在中国成为超渡亡灵、接引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菩萨，而孝子们对菩萨愿求的多元化，使得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提升。 

一、佛教孝道思想的产生 

    冉云华先生总结说，在印度经典与龙树山出土的碑铭中，可以知道印度社会虽然也重视孝道，但不像中国佛教，孝被视为“天地之本”。由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远胜于印度，因此中国佛教人士所受的孝道压力远比印度沉重（冉云华：《中国佛教对孝道的容受与后果》，收入《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 1990年10月，第107～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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