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出家的制度由一开始被批判为“不孝”，但经过近千年的内部调整与吸收儒家思想，到最后反倒成为极度阐扬中国儒家孝道与佛家孝道的宗教，这些文化情感的反射不独被保留在无数的佛教史籍中；敦煌藏经洞那数以万计的斑斑墨迹，无不诉说中国佛教徒血液中，始终流有一股不可分离的“孝道”思想。随着历代帝王对儒家思想的提倡，并藉由各种法律与教育制度，“百行孝为先”的观念已根植人心。虽然敦煌地处边陲，但从藏经洞的丰富的《孝经》与佛教孝道遗书来看，敦煌十七所寺院是儒、佛并重的主要的教育机构，而“孝道”是所有教育的基础；而儒佛教孝道思想在敦煌融合的事实，更可见于当地僧官“阐扬三教大法师”的头衔中。

    儒家特重对父母生前尽孝，但对于死后的世界却不多谈。然而人们对于死后的世界是害怕、好奇，而孔子对于“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的回答，终究无法填补子女丧亲的哀思，所以当《观音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有如慈母般以其广大神通力与无尽的慈悲，宣誓要倾听众生的苦难并以千百亿化身救渡一切有情时，我们看到无论是平凡百姓、达官显贵甚至是出家僧侣，都成了观世音菩萨最虔诚的供养人，而观世音菩萨果真是“此人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从《观音经》抄经题记可以看到，他们大半的愿求是为过世的父母、乃至七世父母追福、拔荐；尤其在唐代《观音经》信仰又与净土系的“净土观音”信仰密切结合时，有许多的愿求是希望观世音菩萨能接引亡父母往生西方净土，于是抄写《观音经》成了丧亲家属最佳的“悲伤辅导”，以及子女们为亡父母尽最终孝道的方式。这些题记也说明《观音经》在敦煌民间的流传是以“信仰”为主，因为大多数人关心的并非高深义理或法门的修持，而是如何快速地解除现实生活中的生老病死、爱别离与怨憎恚等痛苦。

    由于为人子女为父母抄《观音经》，正是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与对观世音菩萨信仰所驱策，所以人们的愿求一方面呈出现现世与来世解脱的色彩；一方面随着孝子随心所欲的愿求，到了晚唐五代的敦煌地区，观世音菩萨还可以带领亡者往生弥勒净土。本来经典中的观世音菩萨已经是“威神之力，巍巍如是”，到了中国之后观世音菩萨更是无所不能了，其中“孝道”观念的驱使，可以说是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地位不断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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