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父慈”与“子孝”──对不合理的封建主义纲常伦理进行抗争和批判

    传统文化总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如果不加分析地全部继承下来，对社会的发展必定会产生负面作用。以孝文化为例，《二十四孝》中所列的行孝典型中，在今天看来有许多已不合时宜，充斥着因果报应、封建迷信的东西，如郭巨埋儿等其孝心虽可嘉、其行为实不可取，行孝要以剥夺下一代的生命为代价，在今天的文明社会中肯定是不宜提倡的。在封建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有些孝行在当时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日益显示其不合理性，理应对之进行辩证的扬弃。因此，毛泽东一贯主张对传统文化应辩证地分析和批判地继承。他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5〕他之所以能得出这一科学的结论，除了他在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以外，与他自幼对传统文化的切身体会密不可分。毛泽东的父亲具有较浓厚的封建意识，因此，毛泽东在《祭母文》中才对他的母亲深表同情：“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6〕毛顺生不仅对待妻子时常表现出大男子主义，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也经常采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对于父亲的一些不合理要求，毛泽东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而是经常与之抗争，有一次，毛顺生责儿子不孝，毛泽东则引经据典说，经书上说“父慈子孝”，说明“父慈”在先，“子孝”在后。此虽有强辩的成分，但说明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对父母的孝敬并不等于无条件的服从，父母与子女应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只要父母善尽其职，对子女慈爱，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之情自然就会发自肺腑。因此，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进行了不断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当然在极左年代，这一批判又走向了极端，连传统孝文化中一些合理的东西也给批判掉了，人们一度对“孝”字讳莫如深，这是应该吸取的教训。

    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提出了创立新的孝文化的基本方针

    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创立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文化。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是我们创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方针。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要求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进行认真的分析，发掘其中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的民主性的精华部分，同时吸收国外文化中一切有益的成分，以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所谓“推陈出新”，就要求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不只是要继承，还要大胆创新，把前人创造的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既然这是我们创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方针，当然也是我们创立社会主义新的孝文化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应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创造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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