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孝道的奠基人，为什么选择“孝”作为道德建设的基石？无疑，“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是孔子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而“礼”，即周礼，是孔子实现其理想的基本手段，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世乱纷纷，礼崩乐坏，所以他试图通过理论建设、教育和道德实践，以“仁-礼”的文化心理结构，重建社会秩序，“为万世开太平”。在进行这项巨大的工程时，他清醒地认识到，“礼”是诉诸于强制的外在律令，即使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得以推广，但“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终究难以成为人们普遍的自觉的行为。要使“仁”与“礼”成为人们的自觉，必须将之建立在坚实的情感基础上。孔子找到了“孝”这种情感和意识。亲子关系是家庭中血缘承继的人际关系，亲亲之情是人类最自然的情感。在这种情感基础上建立一套道德规范，不需要依赖宗教的“敬”、“畏”，也不需要凭借政治法令的强制，人们自然而然能接受。以“孝”作为人道之始，作为人性的本根，作为家庭和社会秩序、道德律令的基础，具有强烈的情感归依和充分的说服力。通过孔子等先哲的倡导，“孝”遂成为德行之本，人们立身行事的出发点。

    孔子并不满足于“孝”对于稳定家庭秩序的作用，他更看重的是“孝”的社会功能。当“孝”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之后，它具有能完善人的功能，其滋生的道德习惯能迁移到一个人的立身行事处世上。“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5]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6]首先是在家庭中，孝推广为“悌”，对兄长要尊重、顺从，并进而形成“兄友弟恭”的伦理秩序。进一步，“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7]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8]移孝为忠，移孝为信，移孝为修身之道，孝成为整套社会道德规范的逻辑起点。一个孝子除了具备对家庭的责任感外，必然也会产生对社会的责任感。将孝道由私德引向社会公德，将社会公德建立于个人私德和人伦自然情感之上，是孝道能够成为传统道德建设的基石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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