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孔子弟子有子所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9]历代封建统治者正是看到了孝对于培养“顺民”、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其统治的特殊功能，所以不遗余力地大肆宣扬鼓吹，不断扩展孝道的内容，将其泛化和法制化。汉文帝以降，统治者都标榜以孝治天下。从北齐起，不孝就被列为十恶之一，属不赦之罪，干犯不孝之罪，惩处极其严厉，以后历朝历代都相沿不改。另一方面，封建朝代又通过“举孝廉”、旌表等手段，对一些有影响的孝子孝女进行擢拔和褒扬。因而使孝道成了我国几千年历史中最稳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秩序和伦理关系是以孝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中国传统家庭和社会的超稳定特性，除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发展缓慢之外，孝道在其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们认识到传统孝道本身存在着不少糟粕，也反对用孝道来束缚人们的思想行为。但是我们也看到，传统孝道自有其精华和合理性，其所由产生的心理情感和伦理文化基础是不容怀疑的，其社会价值不容忽视的。无论是从维护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的角度，还是从促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角度看，我们都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孝道，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之进行扬弃、创新和发展。

    2、对传统孝道的全盘否定和简单搁置，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前思想道德建设困境的症结。

    任何思想道德一旦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道德，都有可能恶性膨胀而陷入畸形发展。汉武帝以后，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封建孝道直接为“父为子纲”的伦理服务，维护家庭中不平等的尊卑制度，极大地提高父母的权威，根本否定子女的人格独立，不承认子女有任何思想和行为的自由。父母与子女的道德关系中，父慈不予重视，子孝则被提到绝对的地位。封建孝道发展成为蒙昧的愚孝。特别是南宋以后，理学家们更强调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口号。这种思想是专制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并非原初意义上的儒家孝道。“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10]孔子认为，无条件地绝对服从父母，只是低层次的道德行为；在高层次的道德行为中，人的行为并非绝对服从君父，而是以道义为准则。可见，在后世，基于人的自然情感的美好的孝亲规范，沦为了束缚人、压迫人、扼杀人的专制工具。由孔子所规范和倡导的孝道完全异化了。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 [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