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悠长历史中，孝文化曾经发挥过独特的重要作用。当然，在历史的曲折道路上的艰难行进，也曾使一层层厚厚的历史尘埃堆积在它的身上。从积极的方面说，孝文化不但浓厚着亲情，更着力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不但为社会增加了不可缺少的祥和温馨氛围，更在漫漫岁月中帮助着人文素质的提升。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孝文化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拂去尘埃，使孝文化在新世纪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性实践中，再次显现至大至伟的巨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当然，这就要求对孝文化的重新审视与深层解读。

    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在《谈谈孝道》一文(见光明日报2001年7月24日)中指出：孝“是圣人提出来的，却不是圣人想出来的”。此话说得极为简朴直率，却道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圣人“想出来”之前，“孝”是以怎样的形态存在于人们的真实生活之中的?远古的圣人、学者是从什么视点切入这种存在，从而提炼出孝的概念来的?孔子断言：“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直截了当地指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孝经》则把孝提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的高度，把孝界定为贯通天地人三才的根本。这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

    自先秦以来，生活在亚洲东部这块广阔大地上的中华民族，在历尽与严酷的生存环境的搏斗，历尽人类社会复杂残酷的坎坷历程，不由自主地萌生了凝聚群体的向心力，萌生了追求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的贵和观。可是，由人群组成的社会却总是“人海阔，无日不风波”，性质不同的种种矛盾、烈度不同的种种冲突，使人们总是难以获得期盼的安宁。大陆的生存环境，农耕的生存实践，使古代国人养成了脚踏实地的思维方式与行动方式。他们不倾向于向虚无的天界或幽冥的地府索求，而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切切实实地从人类自身的初始人生体验中去寻求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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