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统治者重视“孝道”的宣传，主要是为了达到以孝劝忠的目的，其理论基础来自于《大学》里的“三纲八目”。

    《大学》开篇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为三纲。就是一要修明天赋善德，二要治国安民，三要达到以上两项所应当达到的目标。

    《大学》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统治者利用孝道来教化百姓，就是修其身的过程。向广大民众宣扬孝行，就是希望以此影响人们，以齐其家。而这两项措施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治国必先齐其家”[5]（P12）指出了以孝齐家对治国的重要性。“孝者，所以事君也”，[5]（P12）把人们行孝的对象直接指向为君主。《礼记·祭义》则说 “事君不忠，非孝也。”更加明确地指出对君主不忠，就是不孝的表现。

    当然，统治者要推行孝道，还需以身作则，广敬博爱，规范天下。“所谓平天下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5]（P14）正因为如此，历代帝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也做出了许多诸如上述一些宣扬孝道孝行的姿态。除了用一些非强制性手段外，统治者还运用了强制性手段来推行孝道，那就是将儒家“孝”的伦理思想渗透到刑律中，制订了对“不孝”作出惩罚的法律条文。秦代便继承先秦“惩治不孝”的传统，专有惩罚不孝的规定。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就载：某甲控告其子不孝，要求官府惩治，官府按其所告查办，“将其子断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其后历朝都有对“不孝”作出惩治的法律条文，而且更加繁密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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