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为报君恩。儒家文化在注重孝的同时，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深层。相应的家庭生活中孝的道德信念也延伸到社会组织中，衍生出“君为臣纲”，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使君臣如父子。这样感恩意识也就随之渗透到政治领域。做臣民的一定要忠，以报君王的宠爱。

    《史记》中刺客所以冒死行刺，是为了报知遇之恩；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为感激先帝三顾茅庐之恩。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饱受颠簸流离之苦，落魄途中却“每饭必思君恩”，岳飞在风波亭前慷慨赴死，只是痛恨秦桧之流，而对大宋天子却是感恩不尽。忠君已成为内在心理需求，转化为一种信仰。历史上为忠君献身者不计其数，所谓“文死谏”、“武死战”。

    节为报夫恩。亲如夫妻，妻平时“女为悦己者容”，感谢丈夫对自己的欣赏之恩；关键时刻要为丈夫守节保贞，“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节是对丈夫保护、收容之恩的报答。“一夜夫妻百日恩”，夫妻之间的情是恩情，是由结合而带来的恩，而不是个体间的两性相吸、平等互爱的美好情感；并由此而延伸出因有恩而结合的中国爱情模式，古典戏曲小说多的是英雄救美，美人以身报答和公子落难小姐相救，公子不负小姐救命之恩，发奋读书，科举考中，双双高升的爱情故事；甚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绿化树》，其情节和意识仍暗合了“落难公子”的模式。

    相反，有恩情而不与对方结合或抛弃有恩于自己的配偶，不论男女，都被认为是忘恩负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陈世美便是箸例。《西厢记》中红娘因老夫人赖婚而打抱不平，根据也在此。屠格涅夫的《爱之路》一文诗一般的阐明了爱情需要平等，认为“惟有感激”不能导致爱情。而中国的爱情心理恰与之对立，将报答规范渗透到本是自由激烈的爱情生活中，儒家文化对感恩意识的强调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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