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然，儒家文化的感恩意识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强调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根源和漫长的过程。

    血缘纽带与亲切相关的情谊是感恩意识最大化的内在保证。在春秋时期，儒学的创始者孔子从孝悌入手构建人伦道德秩序。“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位之有也”。在孔子看来，群己同体，克己复礼；家国同构，修己安人；只要处理好了父子、夫妇、兄弟这三种人际关系，推而广之，就自然可以达到国家大治，天下太平。可见，孝悌既是个人天然的心理情感与行为，同时也是通向他人与社会乃至整个社会领域的可社会化、可交往性的情感与行为。但怎样由个体道德修养推及到群体伦理秩序呢？孟子从主观方面扩充了孔子学说，将父子间天然的学院亲情扩充推延成人际间公享的道德同情，通过社会化的伦理制度来协调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频繁的利益冲突，从而把血缘亲情、宗法观念、等级秩序结合在一起，形成三位一体的伦理结构体系。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通过亲情的内化推导，使人们主观上接受宗法等级观念。

    在这里，儒家将维系社会和谐的亲情纽带转向伦理纽带之后，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也有自律而他律、由自愿而自觉、由情感而理智。但忠孝节义作为外在约束毕竟是以恩德情谊为内在依据的，中国人记君恩之轻重而报之以忠义，不同于日本武士为忠义的忠义。日本儒学也强调感恩，但把忠孝关系划约为公私关系，忠是绝对的，不以恩情厚薄而改变。中国儒学则有所不同，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牛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人与人的关系依据恩情而定，由此不难理解《三国演义》中张辽的投曹、黄忠的屈膝、姜唯的归降，不仅仅没有蒙受不忠之耻，而且还投降得如此轰轰烈烈，得到世人的赞赏，这全是因为尽忠是为了报恩，君主的仁慈恩德是臣民尽忠的条件。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一方面猛烈抨击传统文化，揭示其吃人本质，另一方面他本人也正是在对母亲报恩情感的驱使下，才违心的接受封建包办婚姻。这一历史事实恰恰证实了孝是以一定的亲情为基础的，要想完全舍弃并非易事。由于感激意识的强化建立在对人情极为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所以尽管以感恩为内核的忠孝节义带来了种种危害，如扼杀了人的个性自由，人们仍能够始终如一的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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