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过，国与家灭亡的标志就是社稷和宗庙的“不保”，从而使子孙失去了祭祀祖先的地方。这是那个时代的习俗，孟子只是把这一习俗引入到孝行的范畴之中。当然，在当时，无论是家族的祭祀，还是家庭的祭祀，都应该由长子来主持，这对于早已存在的生子为贵的传统观念是一个重要的肯定和鼓励。虽然孟子“无后为大”的观点重在表述政治意义，但对后世的影响，特别对于社会下层孝道的影响，还是不言而喻的。

    以实现“仁政”为目标的孝道

    在商周以来的孝论中，在孔门的孝论中，孝行已经不单是个人的行为，也不单是个人的道德表现，而是与个人的政治行为和社会的安定有着密切的联系。孟子不仅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把孝行与自己宣扬的“仁政”结合在了一起。孟子强调说：“仁的实质就是事奉双亲，义的实质就是顺从兄长。”他把仁义的本质确定在事亲和从兄上面，严格来讲与孔子的仁义思想是不一致的。就人生的成长过程来说，父母与兄长可以说是一个人最早的道德实践的对象，但是，作为道德伦常之中心思想的仁义，绝不能仅仅局限在孝道之中。可以说，仁义是孝道的中心，但孝道却不是仁义的全部。

    为了阐明孝道与仁政的联系，孟子以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及其有关故事为例，作了形象的说明。孟子说，想当年，伯夷逃避纣王的暴政，隐居在北海边。当他听说文王开始组织对付纣王的行动了，就高兴地蹦起来说：“为什么不去他那里呢！我听说西伯是善于赡养老者的人！”与此同时，隐居在东海边的姜太公也作了同样选择。孟子认为，在当时，伯夷和姜太公是当时天下最有资格和声望的老人。他们都归附了文王，就说明天下的父亲都归附了。天下的父亲都归附了，儿子们还能不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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