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谏亲。曾子主张应将孝亲建立在敬亲的自然情感上，但因此也引发出一个问题：父母有过，子女应曲意顺从，还是以义劝谏？如何做才是符合孝道？曾子就此请教过孔子，孔子虽然不愿意正视这一现实难题，但还是作了回答：“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12)有谏诤之臣在侧，虽遭乱世，天子能保天下，诸侯能保国，卿大夫能保家，士能保全名声。

    由此推衍，父母有讽谏之子，可以协助双亲避免蒙受不仁不义之恶名。因此，父母若有过失，子女向其讽谏非但不违孝道，而且是子女应尽之义务。基于此，曾子提炼出了以义辅亲、以正致谏、微谏不倦的谏亲原则。不仅如此，曾子还将此从情感上加以消化与认可，升华为“君子三乐”之一，将本来的伦理之规范内化为一种心理之愉悦。“曾子曰：‘君子有三乐，钟馨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问三乐。’曾子曰：‘有亲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遣，此一乐也；有亲可谏，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乐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乐也。”(13)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父母有过失，但拒绝听从子女劝谏，子女如何做才合乎孝道？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14)孔子的态度是子女应反复婉言相劝，如果父母仍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子女不应滋生怨恨之心，而应一如从前孝敬双亲。

    孔子这种态度对曾子影响至深，曾子弟子单居离也就这一敏感问题请教过曾子，曾子的回答与孔子大抵相似：“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15)曾子为谏亲设立了一个界限：谏而不逆。如果父母不思悔改，子女不应指逆其志，不可由婉言讽谏上升为争辩；相反，子女应顺从父母，曲意随从。曾子于此作茧自缚，陷入了一个二难困境：父母有过，子女不劝谏是不孝行为；父母有过，劝谏无效后不循父道而行，也是一种不孝行为。虽然曾子也主张在这一问题上应当“巧变”，临事变通，但实际上这种变通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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