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孝论对中华文明总体走向的影响是绵绵流长的。它不仅成为中华民族虽历经劫难仍薪传不息的道德传统，而且内化为一种民族精神。崇尚孝道，以孝为荣，以孝治天下，成为历代膺服之价值观。汉初以孝廉察举士人，设孝悌力田之科。汉代皇帝以孝为谥，蔚然成风，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等。《汉书·霍光传》云：“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常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东汉以孝道教化天下，“使天下诵《孝经》”(17)。历代统治者注释《孝经》之现象如长江东流，后浪推前浪：晋元帝有《孝经传》，晋孝武帝有《孝经讲义》，梁武帝、简文帝有《孝经义疏》，唐明皇有《孝经注》，清顺治帝有《孝经注》、雍正帝有《孝经集注》。

    儒家孝道不仅作为一种道德价值体系家弦户诵，千载流传，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战国以后政治制度的走向与特点。《孝经》十一章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儒家此论绝非仅一道德评判，事实上对历代法律制度都有所影响。战国晚期的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有一份“爰书”记载：“某里士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谒杀，敢告。’”官府据此立即派司法官吏前云调查取证，将被告丙逮捕，审讯的结果是“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无它坐罪。”(18)父亲控告子女不孝，向司法机关起诉，要求判处死刑，司法机关依法受理。可见到少战国以降，法律制度中确实存在着“不孝有罪”的法律规定。唐代以后，“不孝”成为刑法“十恶”大罪之一，“不孝”罪包括：别籍异财；辱骂父母和祖父母；居父母丧自行婚娶；闻父母与祖父母丧，匿不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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