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传统孝道的全盘否定和简单搁置，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前思想道德建设困境的症结。

　　任何思想道德一旦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道德，都有可能恶性膨胀而陷入畸形发展。汉武帝以后，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封建孝道直接为“父为子纲”的伦理服务，维护家庭中不平等的尊卑制度，极大地提高父母的权威，根本否定子女的人格独立，不承认子女有任何思想和行为的自由。父母与子女的道德关系中，父慈不予重视，子孝则被提到绝对的地位。封建孝道发展成为蒙昧的愚孝。特别是南宋以后，理学家们更强调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口号。这种思想是专制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并非原初意义上的儒家孝道。“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10]孔子认为，无条件地绝对服从父母，只是低层次的道德行为；在高层次的道德行为中，人的行为并非绝对服从君父，而是以道义为准则。可见，在后世，基于人的自然情感的美好的孝亲规范，沦为了束缚人、压迫人、扼杀人的专制工具。由孔子所规范和倡导的孝道完全异化了。

　　物极必反。在上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中，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揭櫫了反对封建道德礼教的大旗，而孝道首当其冲。被胡适称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的吴虞发表了《说孝》、《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等文章，揭露孝道的本质和危害。他指出：“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分析。” [11]封建统治者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教孝、教忠，“就是教一般人恭恭敬敬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孝字的大作用，便是如此。”[12]鲁迅以其犀利的文笔，揭出了封建礼教和制度“吃人”的历史，批判从前的父亲都是“孩子之父”，而不是“人之父”，他们只是把孩子当成私产，不断地要孩子为自己牺牲，这是根本违背生物进化的规律的。[13]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猛烈攻击下，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传统孝道日渐式微。新文化运动坚决批判旧道德，批判封建孝道，其革命的意义不可低估，但在对待传统孝道和孝文化上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态度，对孝道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缺乏全面的、平心静气的分析，则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中国共产党对于包括孝道在内的传统文化和思想道德的认识，有过一个曲折的过程。最初，以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为代表，对传统文化和旧道德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堆“粪秽”，对旧道德要彻底“打倒”。30年代后期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形成了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比较正确的认识，强调要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这表明我们党对传统孝道的现实意义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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